付忠广(左二)在公派期间积极促成了华北电力大学与美国普渡大学卡柳美特分校的合作。图为签署合作协议时，他与华北电力大学校方代表团合影。

　　公派期间，钟新(左一)访问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院长迈克·卡必尼，二者就公共外交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我国公派留学的选派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和管理办法，建立了涵盖各专业领域达3200人的评审专家库以保证选派质量;大批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如期回国支援我国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人才交流与合作。

　　国家公派留学是培养国家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及国家急需各类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在2012年国家公派留学选派工作会议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有关负责人谈到，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选派规模从1996年的2044人增至2010年的13036人。15年间共选拔91560人;目前仍在外学习的留学人员23700多人;按期回国率平均为98.23%。

　　这些已回国的公派留学人员中，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去的人员回国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新的姿态绽放着他们的美丽。

　　学科人脉延续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回国后依然与国外的导师、科研团队等保持着友好的联系，通过他们的纽带作用，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之间建立了稳定持久的学术交流渠道。

　　“他们所带回来的学科人脉为将来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浙江大学外事处处长范捷平认为，大批选派人员在留学期间所建立的学科人脉对我国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有着关键性的带动作用。

　　一些派出人员在出国交流期间，也促进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了解，从而推动高校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付忠广，2008年获得基金委的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由华北电力大学派出，赴美国普渡大学卡柳美特分校做访问学者。在公派期间，他走访了很多美国知名的大学和中学，结识了一些学者，了解到国外大学的学术发展现状与动态。在他的积极促成下，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教授访问了该校，并签署了两校合作协议。如今，华北电力大学每年都接待普渡大学卡柳美特分校的学者访问，并每年派出学生或教师赴该校学习，两校建立起制度化的交流沟通渠道。

　　付忠广说：“通过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了解到国外的科技发展动态，了解到国外的学者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了解到我们研究梯队的真实科研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归国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更好地指导研究梯队中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

　　学科人脉的延续促进了我国高层次人才与国外同等水平或更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的对接，对我国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起到了拉动作用。

　　学科方法创新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回国后，把在国外接触到的新理念、新文化等带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个人事业的创新发展赢得了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教授2007年9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交流。她说，通过这段经历收获良多：“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进行中西方的融合，取长补短;在科研方面，开阔眼界、了解前沿、结识大师同行。”在一年的公派期间，她重点关注了公共外交和媒介素养两个方面。回国后，她继续与美国学者保持联系，了解前沿动态，包括参加公共外交学术会议、开设公共外交选修课等。

　　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回国后，个人视野开阔，在教学和科研方法上更容易融入新的视角。通过与国外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交流，访问学者更多也更快地了解到一些学科的前沿动向。回国后，借鉴国外的一些好的做法，他们可以不断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不断提升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基金委选拔的“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70.58%，具有硕士学位的占22.61%，具有正高职称的占16.52%，具有副高级职称的占45.9%”，派出人员的学历层次、职称结构等较之以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2011年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的人员总计300人，其中在职人员83人，学生217人;最终187人录取，其中在职人员41人，学生146人，创历史新高。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的公派留学工作更加注重质量，被选派者更加期望通过这个平台提升自己，将来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而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对公派访问学者的派出形式也作出了调整。2012年国家计划对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等项目重点推行以科研项目和研究课题为依托的新的选拔办法，重点支持以团队形式派出，更加强调派出的整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