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礼物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得过图灵奖的一个世界性的导师，我决定跟他做语音识别，他给了我一个题目，我跟他做了一年左右。做了一年以后，我发现他给我的题目很好，但是他给我的解决问题方法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在美国这个环境长大，也让我有足够的勇气挑战我的老师，这可能也是在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之下，让我有勇气说出。而且我不是直接挑战他，我是跟他分析，我喜欢你的题目，但是我不喜欢你的方法，我想试着不同的方法，我鼓足勇气跟他说，语音识别我想做，但是专家系统方法读不下去，我想用统计的方法做语音识别的问题。当他分析了我为什么想用这样的方法之后，他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

我们记得法国的哲学家曾经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说这句话的权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话，但是我导师的话“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很支持你”，更了不起。我更多是告诉你，在科学的领域里人人是平等的，你有权利有你的想法，我有权利有我的想法，我希望你用你的方法用、你的激情去解决你的问题，我不认为我有权利告诉你一个尚未解的问题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后来也有记者问他，当时李开复挑战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他就说在科学的领域上人人是平等的。

我从他这句话里边所学到的远远不只是人人是平等的，我学到的更多的是，很多人认为他这句话可能只是一种胸怀，是一种接受别人的思维。其实不是，我在他的指导下毕业之后，20多年之后我来回顾，其实我从他那儿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句话，而这句话不仅仅是一种养量，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做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做工程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只是一种养量，而是一种很珍贵的领导力。如果你希望在一个公司，比如是在Google公司，对于最聪明的员工，你就要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想他们做事的方法，支持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做事情。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要很独裁地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这些聪明人就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真正的潜力。所以，一个真正的研究院也好，科学部门也好，一个产品部门也好，如果你真的想要让这批优秀的天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那最好的管理方法就是去支持他们。

第十件我学的事情跟这个也是相当有关的，第十个礼物我认为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方法来看这个问题，而是有很多方法来看这个问题。当时我的老师也跟我说得非常清楚，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意见。其实很多东方的教育碰到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认为每件事情是非黑即白，一个人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一个科学的问题要么是这儿解答，再不就不是这么解答，没有想到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方法来看问题。比如我们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在很多高科技的公司面试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比如下水道的盖子为什么是圆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听过很多词。但是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答对就可以进来，答错就不能进来。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看你的头脑不要被局限在一个框框里，能够有不同思维的空间。如果你的思想，你想的东西是有道理的，比如圆的好在地上滚，或者是圆的不容易掉下来砸到别人的头，或者圆是最小的面积，比较省钱，这些都是最好的答案。那些答不出来，在反思我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背过这个题目的人，这些人很不幸没有被这样一种开放式的教育来启发，来释放他的思维的空间。所以，在今天的21世纪里面，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思维的方式，能够理解任何的问题，可以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来定性，这不只是一个科学家的胸怀，而且是一个所有21世纪的人所需要学习的态度。

这十个是我今天认为在留学过程中得到最大的礼物。最后补充一下，并不是说今天不到美国就不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也不是说到了美国一定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因为中国的教育也在成长，美国的教育也各有不同，参差不齐，我是非常幸运从天主教的初中，到高中，到哥伦比亚，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碰到这么多一流的学府，碰到这么多一流的教师，但是今天我回头想一下，如果真的问我刚才在演讲开始的那个问题，如果我没有留学，如果我一直留在台湾或者是留在大陆，我有没有可能得到这么多礼物，成为今天我成为的人，我想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