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谈教育投入
“再穷不能穷教育”是中国几代人流传下来的俗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早已不能再被称为“穷国”。再看中国的大学，校园不断扩建、校区不断增加、大楼林立、设备先进……似乎也和“穷”沾不上边。
然而，教育真的“富”起来了吗?根据财政部网站，2010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为12550.02亿元，当年GDP为397983亿元，比例为3.15%，比2009年的3.59%降低了0.44个百分点。
1993年我国就提出了“到2000年达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但最终没有达到。2006年再次提出这一目标时，把时间定在了2010年。而这次不仅没有达标，甚至还出现了下滑。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2012年达到4%”。
GDP的4%是世界公认的教育投入最低标准，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4.5%。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都达到了5%以上甚至6%，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超过了5%。
除了投入不足外，投入后的成果也并不令人满意。“重硬件、轻软件”几乎成了中国大学的通病，先进、气派的大楼却无法孕育出相匹配的学术成就。
“教育投资稳赚不赔”
谈到教育投入问题，纽约理工学院校长爱德华·朱利亚诺显得十分谨慎。“中美在这一问题的理念上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可能不同。我无意批评中国大学，因为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有句俗话，“再穷不能穷教育”，美国对教育投入的理念是否相同?
朱利亚诺：我很赞同中国的这句俗语。教育领域的投入，是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投资，所以教育投入只能持续增加，不能削减。
我们之所以重视教育投入，一方面在于它会带来经济收益——在美国，大学毕业生一辈子挣的钱是低学历的人的两倍，硕士和博士的工资则更高;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投入还将给学生带来很多有利于其个人发展的东西。接受过好的教育的人将变得更快乐、更健康，对生活更满意，对家庭和社区贡献更多。总而言之，不管是政府也好，个人也好，你对教育的投资应该是稳赚不赔的。
环球人物杂志：一个教育投入多的学校，是否一定比一个教育投入少的学校教学质量高?
朱利亚诺：从理论上说是没错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学校对教育投入多，给教师开的工资高，那么那些最聪明、能力最棒的老师都会来应聘。这样，师资队伍壮大了，教学质量自然提高了。反之，如果工资很低，留不住优秀的教师，教学质量怎么能提高?
当然，现实比理论要复杂得多。仅给教师支付优厚的薪水，并不能保证最好的教学效果，给教师提供最新最好的培训往往更重要。教学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艺术，也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一所学校的教师必须接受过符合时代要求的训练，才能确保自己的教学质量，仅仅花大价钱吸引聪明人来是不够的。教育投入不仅要重数量，还要重质量。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以“2012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4%”为目标，您认为这个比例是否合理?
朱利亚诺：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资格评价这一比例。但近十几年来中国在教育方面持续稳定的投资收获了巨大的成效，让我印象深刻。当然，中国也要面临自己的挑战——要加速培养出一大批拥有高校教育背景的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需求。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来自于政府投入和学生的学费，而企业、个人的资金投入非常少。贵校的资金来源有哪些渠道?
朱利亚诺：美国40%的大学都是私立性质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都属于此列，纽约理工学院也是一样。国家、各州和当地政府不会给它们高额的教育投资。
作为一个非盈利的私立学校，纽约理工学院的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学生的学费和杂费，这个是主体部分;学校在外面做投资项目取得的回报;一些校友、公司或者是联邦政府的捐赠;以及与企业合作，获得资金支持，或做一些可以盈利的研究项目和专利。
也正是因为经济独立，我们就能保证在教学和经营上的充分自由，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保持和不断提高自己的品质。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中国大学把钱都花在盖楼、绿化这些硬件上，而师资力量、科研能力等软件却远远落后。您如何看待?贵校会把资金花在哪些方面?
朱利亚诺：中国正在扩大高校教育的覆盖面，因此，花费大量资金在校舍的建设上，无可厚非。但我认为，一旦大楼建好了，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投资填进楼里去，才能让教育投入有意义。
在纽约理工学院这座百年老校，有很多古旧的大楼被保存得很好，现在还在“服役”，因此我们不必在校舍建设上花很多钱。我们投入比较多的是在教学研究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提供最高级的教学条件和研究设备，就无法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去迎接全球经济的挑战。
拨款主要用于教学质量
维尔茨堡大学校长阿弗莱德·弗切尔在采访中充分体现出了德国人的严谨和务实，他为记者查阅和引用了大量数据，以此说明中德两国在教育投入方面的差距。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教育投入对一个学校教学质量有多重要?
弗切尔：德国无论是哪个党执政，都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德国各个阶层的民众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教育是一种关键的、能促进可持续性增长的未来投资。
但是，教育投入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教学的质量取决于课程设置、教职人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以及高校的管理水平。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以“2012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4%”为目标，贵国的这一比例是多少?
弗切尔：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这个数字的平均值是5.7%。德国的比例是4.7%，低于平均值。2009年10月本届政府上台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期。政府非但没有削减对教育的投入，反而计划到2013年，再增加教育经费120亿欧元(约合939亿元人民币)。并保证在2015年之前，将政府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10%。
从比例上看，德国的数值要高于中国，但这并不能反映全部的情况。关键还要看，学校在每个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用了多少钱，这些钱是否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贵校的资金来源有哪些渠道?
弗切尔：维尔茨堡大学的资金来源分为两种：基本资金和第三方资金，比例分别约为80%和20%。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拨给各个州政府，学校从州政府获得教育经费，作为基本资金，用做教学和科研经费。第三方资金来自各公共部门，如研究会、基金会和大公司等，主要被投入到科研领域之中。
近些年来，第三方资金投入增加很快，情况让人喜忧参半。大公司愿意投入资金支持高校来搞研究，会选择那些贴近市场的研究，而不愿意投钱给冷门的研究领域，导致一些大学的数学、哲学等专业的发展举步不前，入学人数减少，甚至处在了被取消的边缘。这是德国教育部门正面临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一所大学硬件和软件投入的比重?
弗切尔：这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如果你的大学需要扩建，或急需一个更好的教学环境，那么这种投资就是无可非议的。维尔茨堡大学已经很久没在教学楼上投资了，我们的新生人数整体很平稳，还不需要建新的教学楼。目前的教学设施也维护良好，足以满足教学需求。但学校管理的费用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我们主要把资金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中，特别是用于教学，这也是体制决定的。德国大学普遍对政府拨款很依赖，而每个大学能获得多少拨款，是以绩效指数为导向来衡量的，比如把毕业生数量、新生数量、每年培养出来的博士生数量、优秀论文数量等转化为指数，指数越高的大学，获得的拨款越多。所以，我们把拨款用于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提高后就能获得更多的拨款，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执行校长谢爱伦在采访中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以色列在教育上的投入，竟然达到其国民收入的10%。为何中国在这一数字上屡次强调，却总是无法达标?
有专家指出，投入不足与各级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曾坦言，“(教育投入不达标)问题在于各级政府的认识，是政绩观的问题”。曾有一名地方官员对媒体感慨，修一条路需要5000万元，发展教育也要5000万元，大多数人都会把钱用来修路。“修路是看得见的政绩，教育看不见，而且也不一定出成绩。”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以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公众参与的、民主和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还不完善，教育经费投入缺乏法制保障，等等，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教育投入不足，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教育状况整体得到明显改善，但知识分子和教师的待遇及社会地位仍与发达国家有差距，直接造成了教育人才流失的局面，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滑。
除了教育投入不足外，教育经费使用不合理也是一大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没有建立起合适的教育拨款体系与透明的学校财务管理体系，教育拨款和用钱都缺乏监督、约束机制，由此造成教育部门的“要钱花”、“讨钱花”和“乱收费”、“乱花钱”现象并存。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形成恶性循环。
专访中两位外国校长都表示，自己大学的投入主要用于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硬件设施投入很少。而中国的大学则恰恰相反，众多大学面临着“有大楼，无大师”的窘境。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言犹在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如今，这句话令多少大学校长汗颜，又让多少教育专家扼腕。
对于这些问题，很多专家都给出了解决方案。一方面，要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性教育拨款比例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保证教育投入的数量;另一方面，也要监督高校对教育经费的使用，保证教育投入的质量。同时，还应当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估机制，以高校教育质量的高低作为教育投入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