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杂志不久前刊载一篇《纸老虎：身为考场霸主的亚裔在考试过后，又如何?》(Paper Tiger: What happens to all the Asian-American overachievers when the test-taking ends?)一文，说明现在亚裔青年面临的诸多挑战。文中认为所谓“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是东方式的精英教育下创造出来的不良产物。亚裔过于重视成绩，导致出了社会因缺乏建立人际脉络、表现自我等社交能力，一味埋首苦做，成了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却虚有其表的“纸老虎”。

　　据美国《世界周刊》报道，这项论点引起主流社会的好奇，已有出版社准备重新定义美国社会眼中的亚裔，透过发掘不同亚裔的独特性和创造力，打破亚裔移民在各行各业中既定的整体形象。也有人将“亚裔缺乏社交训练”视为商机，针对不善言辞的亚裔男性提供“约会课程”，试图从另一种管道为亚裔男性建立新形象。

　　竹子天花板?努力≠成功 考试成绩好却难入主流

　　这篇近万字的文章中，作者以大量实例和统计，佐证纸老虎论点和“竹子天花板”新定义。因撰写该文受到瞩目的韩裔专栏作家杨韦斯利(Wesley Yang)接受世界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他并非否认亚裔的教育方式，他认同教育是一切的基础，也肯定努力工作是成功必须的要素，“但不是努力就一定和成功画上等号”。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其实不太清楚、也没听过何谓‘玻璃天花板’。”杨韦斯利以“竹子天花板”取代大众口中的“玻璃天花板”，他认为，“竹子天花板”的形成，与亚裔自己脱不了关系。当家长在教育子女成长时，只一味地要求好成绩，即使学习乐器、参加校园球队，也是为了日后进入名校做准备，“当他们真的出了社会进入大企业，才发现有很多诡谲的社交圈语言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是在课本里学不到的”。

　　家住纽约法拉盛、想要成为作家的华裔毛杰斐逊(Jefferson Mao)一次向杨讨教成为主流社会作家的经验法则时，谈到他的求学成长过程。毛依着父母的愿望，把大量时间花在努力用功、念书上，但是进入全美竞争最激烈公立学校之一的纽约史岱文森高中后，他开始感到“不太对劲”。

　　毛杰斐逊说，高中时他觉得自己根本是那一大群“没姓名、没个性的亚裔孩子”中的一份子，只是“这地方的一个装饰品”。而且学校里真正的“风云人物”都不是亚裔，“他们相貌出色、八面玲珑—不但成绩好，是校园明星，并且在学生会选举拔得头筹”。他发现所有这些荣誉都集聚在顶端，仿佛在为进入上流社会做训练。毛说，这让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华裔同学感受深刻，“我们只知道每天埋首书堆，跟其它亚裔互相竞争高分，但似乎还不够”，“我们要去哪里学这个社会的规范和礼仪?”

　　杨韦斯利认为，因为精英式的教育方式，导致亚裔缺乏社交沟通、领导能力等训练，因此在企业竞争里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亚裔把这样的现象视为是族裔背景的鸿沟，是“玻璃天花板”，杨韦斯利则认为这就是亚裔教育中的不足之处。他在文中指出，亚裔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有像“亚太裔领导教育协会”(Leadership Education for Asian Pacifics, Inc.，简称LEAP)等组织，训练亚裔在各企业领域中更上一层楼。LEAP分析导致亚裔极少担任领袖的社会因素，设计一些培训课程，旨在协助亚裔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LEAP向参加培训课程的亚裔们保证，他们的价值观不会被改变，但可以学会新的技能，最终能够成为符合美国社会所期望的能胜任的领导。

　　日裔Takayasu曾经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职员之一，可是从七年前起，她发现自己晋升的脚步开始变慢。“我加班完成任务，经常加班，可是更多的努力并没有使我得以升迁”，因此她参加了由LEAP举办的研讨会。

　　Takayasu2006年参加为期一周的课程，她记得其中一堂课，主讲者要求学员们先列出他们心目中的亚裔特点。学生们的回答包括光宗耀祖、孝顺、自制等。之后主讲者要求他们列出认为身为一名领袖所需特质，提醒学员注意两串清单几乎没有重合之处。Takayasu一开始觉得自己和其它学员不同，因为那些人列出了父母教给他们的亚裔典型价值观，而她的父母并没有这么教育她。但她转念想到了父母常教她“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别人”，她也的确不常要求别人的帮忙，“这样的观念又有多少亚裔的影子呢?”这项课程让她意识到自己实在有些低调。她乐意接受困难的任务，却不计较获得称许。

　　后来Takayasu开始把对自我的新认识应用到她的工作中，她学会如何展现自己，例如把她团队取得的成绩写在履历表上，“它们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不走传统路艰难又无奈 付双倍努力还学会妥协

　　杨韦斯利在文章一开头便以文字勾勒出他自己的模样：“有着一头黝黑的头发、细长的眼睛，像薄饼一样平滑不突出的五官以及黯黄的肌肤”，他说他自己不会说韩语，从来没用过韩式敬语去尊称比他年长者“大哥”、“大姐”，不曾交过韩裔女友，也没有一个韩国朋友。他说，虽然他是个移民，但却从没想过自己要当个移民，“有时经过橱窗看到自己的倒影会感觉陌生，对!我就是长这样，可是，这张亚裔脸孔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纸老虎”一文不只探索亚裔教育方式及其缺失，更有许多地方反映出作者因加诸在亚裔身上的既定刻板印象，导致作者在坚持不走传统道路时，一路以来的跌跌撞撞和无奈。

　　杨在文中以许多真实但带点灰暗的措辞形容自己，也是“纸”文刊登后造成许多人响应的原因之一。他说：“有时我怀疑我的脸在其它美国人眼中具有一种代表性：一个隐形的人，在人群里几乎没法一眼就辨认出来;也可能在人海中你可以一眼就看到这张不同的面孔，但一下子又消失在茫茫众生中。”他认为这张亚裔面孔就像代表美国表面上很推崇，但骨子里却鄙视且可以剥削的形象。“我们不只是一群数学很好，会拉小提琴的人，更是一群压抑到快要窒息，受尽侮辱，奉公守法、循规蹈矩的半机器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根本没有影响力”。

　　但实际上杨韦斯利虽然有张不折不扣的亚裔面孔，天生的反骨个性加上有对开明的父母，让他从小到大不用面对考试压力、尽情的“做自己”。他说，他是个不折不扣外表泛黄、内心偏美的“香蕉”族。

　　可是当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刊出的虎妈战歌和虎妈掀起的涛天巨浪时，纽约杂志编辑仍是对他说：“你是亚裔，你应该可以跟着写点什么东西。”杨韦斯利觉得以“亚裔”为主题来写文章，注定会失败—而且他根本认为自己不完全是亚裔。可是当他从虎妈坚持的教育观点切入，在探索亚裔的教育问题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想写些什么，“因为明明我不是在这些样板教育下长大的小孩，别人看我还是认为我应该就是那样，我就是个亚裔，我永远得活那些亚裔营造出来的形象影子底下。”

　　杨韦斯利不讳言，他讨厌那种通过无数训练而获得证书的教育，也不想要为了迎合白人世界而强展笑容。他希望自己是个独立个体，摆脱亚洲文化的影响，也不顺从白人文化，走出一条自己的“中庸之道”。杨的父母1950年代即已移民赴美，“我们在家说英语，父母也不要求我以敬语称呼他们”。当他20多岁时，他不像普通美国青年找份工作，成绩单上的F比A多，“结果就是没人意识到我的存在，我也觉得无权要求获得认同。”杨说，他曾有十年没有健康保险、连续八年年收入不到12000元，即使热爱写作，也从未创作出什么知名作品。

　　后来他发现，既然身为亚裔，就得付出双倍的努力，还要学会妥协。杨韦斯利为纽约杂志撰文年余，直到应编辑要求写出“纸老虎”，才被主流出版社注意、邀约出书。杨韦斯利提到虎妈时，很欣赏她永不妥协的态度，“即使众人攻击她的教育作风，她还是维持一贯‘谢谢，我虚心接受’的优雅，但仍坚持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