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前一晚，父母仍在打工，王新月独自整理着衣物，不时被同学打来的祝福电话打断。手拿录取通知书的王新月显得比较兴奋，期待属于她的新历程。
8月24日，19岁的王新月托运完两大箱的行李，进了浦东国际机场的安检口，她将从香港转机，赴联合世界学院(UWC)在加拿大的皮尔逊学院学习两年。
留学，在这个年代并不稀奇，但对王新月却意义非凡：她来自外来务工者家庭，之前就读于上海一个职业高中，能够预想的未来，大概只是成为一位普通的打工妹。而现在，她成了UWC在中国招生以来，第一个获得其全额奖学金的打工子弟。
送别的队伍达20多人，除王新月的家人外，还有她的伙伴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打工子弟，在机场投向王新月的目光中满是惜别，还有羡慕。事实上，已经有其他来自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效仿王新月，希望申请国外的大学或奖学金项目，而北京的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也开始为久牵的打工子弟免费提供托福培训。
“到更广阔的世界看看”尽管还要跨越许多障碍，但并不妨碍他们追逐梦想。
幸运者王新月
“上了17天的托福班，能感受到自己与城里孩子英语水平的巨大差距，以及‘想出国’的那种氛围。”王新月说。
直到现在，她也不愿意告诉记者自己的托福成绩到底是多少。从小到大，王新月就读的学校都是“半放养式”的。“小学毕业的时候，才学了一些简单的单词。”王新月说，“这和上海普通的高中生差距很大。”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老师张轶超，对王新月的要求是托福成绩至少80分 (满分120分)，“能够流利地参加英语面试。”出国留学是张轶超先提出来的，也是他联系到了罗永浩(微博)办的托福班，把王新月和几个伙伴送到了北京。除了参加培训，王新月还休学3个月突击英语。托福成绩出来后，在张轶超的再三鼓励和催促下，王新月“试试看”地填了联合世界学院的申请表，“心里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出乎意料的是，王新月幸运地进入了面试联合世界学院有13个国际学校，每年都会录取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学生共同学习。在一起参与面试的各地佼佼者中，王新月感觉自己“黯然无光”，因为她的竞争对手大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外国语中学或“超级中学”，学业出色，英语上佳，不是只经历了一轮托福突击培训的王新月能比拟的。但那一次面试，让王新月感觉自己 “棒极了”。分小组讨论“2012世界末日的选择”，参与模拟联合国的演练，都让王新月兴奋不已，似乎这不是一场考试，而是契合她性格的一场游戏。
面试官承诺的通知时间是“3月底前”，却一直没有来。她“心都凉了”，想着“这果然是不可能的梦”，但4月1日“愚人节”那天，王新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电子邮件。
邮件用英文写着“祝贺”，并表示会提供两年约40.5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涵盖学费、住宿费及基本生活费，并注明各类注意事项。她给伙伴们和老师打电话告知好消息，一些人还以为这是个愚人节的玩笑。
张轶超曾和一位联合世界学院的面试官聊过，认为他们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而，录取的标准无关国家、教育背景、经济条件，而是完全根据申请人的“实力”。“联合世界学院希望能够鼓励学生发现世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培养青年领袖，所以面试官非常期待学生能够对世界、对时局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张轶超说。
让王新月出彩的，正是她与众不同的经历：来自安徽农村，父亲在工地干活，母亲做保姆;8岁随父母来上海后，换过“数不清”的学校，搬过“数不清”的家;参加过各类针对打工子弟的志愿者服务，参加过多次到中国乡村的调研，参加过远赴江西的支教活动，参与和各类公益组织的联谊……这些，都让王新月在“只知努力学习书本知识”的高中生里脱颖而出，让她能不卑不亢地如此回答面试官：“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的人生经历、文化背景能让联合世界学院的‘多元性’更加色彩斑斓。”
离出国梦再近一步
和王新月一起到北京上托福班的打工子弟有4个，但只有她申请了学校，并且成功被录取，所以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其他孩子看来，“成功率100%”。
这燃起了更多孩子的希望。今年，已有5个孩子打算申请联合世界学院，在申请前，他们都可以去北京上托福班。“老罗英语培训”的创办人罗永浩给久牵的孩子们免去托福班的学费，孩子们只要能有自费来回北京的火车票，以及每天35元的住宿费，就能“离出国梦再近一步”。但这笔费用对孩子们来说并不少，刚从北京回来不久的屠文建算了笔账“来回火车票、17天的住宿费就要1400元左右，还不包括饭钱。”去北京之前，屠文建的父亲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钞1400元;去北京之后，屠文建向同学借了点钱才“坚持下来”，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哪里都不敢去玩，只是在返程的公交车上路过时看了看天安门。
虽然上了托福班，但目前还在一个职业中学上学的屠文建对自己的英语水平仍然“相当没信心”，他希望模仿王新月，“休学3个月突击学英语，对自己狠一点，把成绩提高到80分左右。”不过，他说得很没底气。屠文建不喜欢英语，他反复表达的，只是他的羡慕，羡慕王新月“幸运”：国内了解联合世界学院的人不多，王新月这种经历的学生也很少，“但我还有什么优势?我的经历和王新月很雷同。”屠文建说。
相比之下，和屠文建一同打算今年申请联合世界学院的王泽方自信很多，他是王新月的弟弟。他甚至不愿意在暑假去北京参加托福班，“因为我姐去过了，挺没劲的，还不如自己在家努努力。”王泽方说，他的自信，也许是因为他在职业高中的专业“商务英语”，他的英语更好，参加过比王新月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明年1月递交申请之前，他也准备“对自己狠一点”，“突击”出个优秀的托福成绩来。
不过，并不是所有参加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孩子都像他俩这样“有梦想”。王小莉只是想来久牵学一些音乐课程，比如钢琴，“还可以过来玩玩”。虽然对“王新月的传奇”有所耳闻，但她深知“自己不是那块料”，英语差劲，即使面试对英语要求不高，她也没有其他出彩的技能。拿全额奖学金，去国外留学，对她而言是个太过奢侈的梦想。她现阶段的梦想只是学点化妆和美容，找一份“待遇好点，做得开心”的工作。
久牵的孩子中，还有好几位“英语狂热者”，被屠文建形容为“更有希望出国的人”，武子璇便是其中之一。记者和她聊天的时候，她正埋头于抄写英语单词和短语。她上初中，还不够联合世界学院的学历和年龄标准。问她：以后想和王新月姐姐一样出国留学吗?她用力地点了点头，毋庸置疑。再问：如果申请不上，学门技术在上海找个工作不好吗?“不好。”她迅速作答。为什么不好?“那一辈子就这样了呀。”她说。
不必在意结果，过程最重要
王新月的“家”，是两室一厅中的一个房间。他们一家五口，与另外一个外来务工家庭，合租了这个房子。为了赚钱，父母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教育孩子。
但父母最大的愿望，如天下所有父母心，就是3个孩子能够“有出息”，“如果子女争气，就不会被人欺负”。父母一心想让王新月姐弟“争气”地考上大学。几年前，王新月在上海念完初中后，他们曾逼着她回安徽老家上学，参加高考，“至少可以考个安徽的大学。”不过，王新月拒绝回家，宁愿在上海读职业高中，对此父母很失望，号称再也不会管女儿的事了。如今，父亲又开始“管”王新月，兴奋地要求王新月读完2年预科后，申请“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是他所知道的全部世界名校，却不考虑我喜欢什么。”王新月说，她更高远的梦想，是申请一个适合自己的美国大学，并考虑学着拍摄纪录片。
记者问过她的弟弟王泽方，如果申请不上联合世界学院怎么办?毕竟，今年只有23个中国孩子通过了选拔，只有两三个孩子拿到了全奖，明年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想学点编程之类的电脑技术，从事相关的工作。”王泽方回答得有些勉强。
去哪里学?没有一张大学文凭，也很难找到电脑工程师的工作吧?也许是没有想好，王泽方对此默然。要求一个17岁的孩子明确地规划好未来，似乎有些过分。但王新月的伙伴们中，几乎都有同一个信念“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了”。
一辈子怎样?王小莉曾描述过自己的表妹：12岁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帮忙摆摊、打零工、做售货员，不怕吃苦，非常努力地赚钱，却似乎就是这样了。还有孩子向记者描述过农村老家和幼时的玩伴：和上海相比，俨然另一个世界，年轻人放弃高考，无所事事，等着机会外出打工，重复父辈的道路。
但另一个问题是：对农村孩子和打工子弟而言，“给予”他们获全奖出国留学的梦想，福焉祸焉?
“理性地看，实现梦想的成功率有多高?大部分的打工子弟，恐怕在考完托福后，还是要回到之前的生活轨道上来。”一位倾听过孩子们梦想的摄影记者担心，一旦“出国梦”破裂，那些失落的孩子们也许将无法快速“降下身段”，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
可在王新月看来，这梦想并不是被“给予”的，而是一直存在于她的心中的“到更广阔的世界看看”。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能带给孩子们的，也正是丰富的社会实践以及 “寻求更广阔世界”的机会。“适合走学术道路的孩子，我才会鼓励他们申请联合世界学院，鼓励他们去参加托福班学英语。”张轶超说，“孩子们长大一些后，也会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有更清醒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不必在意结果，过程最重要。”王新月说。久牵的打工子弟自发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叫“放牛班的孩子”，在有梦想的时候多学一点英语、多学一些钢琴、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这对“放牛班的孩子”而言，也许就已是“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