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分数看“老爸” 有了“关系”就能进
9月中旬，美国哈佛大学宣布，将废除提前录取制度，给不同家境、背景和能力的考生创造公平竞争机会。虽然哈佛大学首先表明“机会平等”的入学机制，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名校不存在世代相传的精英体制。
名流为子女上学走后门
美国向来标榜自己是个推崇通过个人奋斗而成材的国家。的确，与西欧和日本相比，美国社会的“世袭”现象较少。然而，美国也不乏精英阶层在子女很小时就送他们进入名校，而后进入社会上层的例子。在美国，名牌大学多为私立学校，需要名人后代装点门面，也需要名流的财势在背后支撑。因此，权贵子弟即使成绩平平照样能进入名牌学府深造。
在日前出版的一本新书《入学的代价》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该书作者—美国《华尔街日报》芝加哥分社副社长戈尔登形象地说，相当于国内高考的美国中学生“学能评估测验”(SAT)满分是1600分，而有背景的至少抵得上300分。哈佛、普林斯顿和布朗等所谓“常青藤”名校也不例外。
比如，美国总统布什的侄女劳伦尽管SAT成绩低于普林斯顿大学入学标准却仍被录取;前副总统戈尔的两个儿子成绩平平，但分别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好莱坞女星简·芳达向布朗大学捐款75万美元，她女儿万妮莎就被“无条件录取”。
光是成绩好不能进名校
创立于1884年的格罗顿中学本身就是美国中学当中的贵族学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精英的摇篮”，校友当中名人辈出，包括前总统罗斯福。校园风景如画，哥特式的古老建筑透露出庄严和不凡。
此校门槛甚高：平均每个学生一年的学费、食宿费加起来要3.3万美元，因此，学生多是有背景的世家子弟，毕业后几乎都进入名牌高校。也有少数普通家庭的父母省吃俭用把孩子送进这里，以期换取一个好的前途，但到头来在升学时仍无法与世家子弟平等竞争。
韩国移民后代亨利·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的父母在当地开了几间小洗衣店，论家产只能算是中等人家。朴的成绩在格罗顿中学98级79名学生中名列第14，总分1600的SAT他拿了1560的高分。他先后申请了6家“常青藤”名校——哈佛、耶鲁、布朗、哥伦比亚、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但全部遭拒。然而，同级当中成绩排在他后面的学生大多数却被这些名校录取，这些学生不是家里有钱有势，就是沾了父母是名人或是名牌大学校友的光。
亨利·朴的同学约翰·罗伯茨和他的成绩相似，但命运完全不同。罗伯茨在同级学生中成绩排名第10，SAT考了1530，还不如朴。他和朴都是格罗顿中学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们合写的数学论文曾登上美国高中的学刊。但罗伯茨有一个朴所没有的优势，他的祖父和叔叔都是哈佛大学校友和捐助者，曾资助哈佛修建了一条室内跑道和一个网球场。他最后进入哈佛也就顺理成章了。
罗伯茨后来说，要是朴有一些背景的话，进入名校应该不成问题。他说，自己能进入哈佛，一是成绩好，二来靠背景，缺一不可。
只要背景硬，名校就招手
格罗顿中学98届另一些学生的例子则表明，只要背景够硬，成绩不好也照样进名校。
在同一级学生中，有9人申请进入斯坦福大学，但只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巴斯的女生被录取，而她的成绩在格罗顿中学同级学生当中仅列第40名，在9名申请者里倒数第二。她的SAT成绩只有1220分。相比之下，斯坦福90%的大学新生在高中时都是前10名的学生，而75%的人SAT成绩都在1360分以上。
但是巴斯的优势也很明显——有个好爸爸。她老爸是得克萨斯州的大亨罗伯特·巴斯，不仅是斯坦福大学董事会主席，而且在1992年一次捐给斯坦福2500万美元。巴斯本人也是斯坦福校友，同时还是格罗顿中学校董事。
巴斯小姐的同学中有许多是权贵子女，包括外交官、大律师、作家和企业家。98届学生中进哈佛的人最多，有十几个。其中包括波士顿风险投资家克雷格·波尔的爱子马休·波尔。克雷格也是哈佛毕业生，他先后向母校捐款600万美元。
马休在格罗顿上学时成绩优秀，在98届当中排第4名。但SAT成绩只考了1240分。而哈佛新生3/4以上SAT成绩都在1380以上。马休承认，有父亲的这层特殊关系增加了他进入哈佛的机会。他坦言，这种看学生背景的录取方法很不公平，但对他而言，也就“既有之，则安之”了。
马休的同学福布斯·麦克皮尔森在申请其他名校时遭拒，但最终在推迟一年后终被哈佛录取。原因很简单：他是哈佛创办人马瑟的后裔，祖父和父亲都是哈佛校友。为照顾他这样的校友后代，哈佛有一项特殊政策，即对当年未达录取标准的校友子女，可以推后一年录取。1998年，哈佛共录取了17名这样的学生。
“关系”不用，过期作废
也有少数学生不愿靠家庭背景进入名校，而选择了在申请时故意隐瞒这些情况。但结果又如何呢?
格罗顿中学98届女生朱莉娅·哈尔伯斯坦的父亲是畅销书作家，名作包括《最好的和最聪明的》及关于网球的专著《1949之夏》。朱莉娅一直梦想进入布朗大学，但不想依靠父亲的名气，因此在入学申请材料中并没有提及家庭背景。
然而，她没有想到，父亲的好友、布朗大学前校长瓦坦·格雷戈利却主动替她向布朗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结果自然被录取。
朱莉娅的成绩在同级中排名41，SAT得了1340分，比布朗大学新生平均分数高50分。她的强项是文科，理科却很差。她在被录取后表示，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被录取。“每当想起这一点，心里就很不踏实。”
朱莉娅的同学卡罗琳·布拉加也申请了布朗大学，出于同样的想法，她在递交申请时也没有提及她的祖先曾经为布朗大学捐献了一座大厅。但结果却是——尽管成绩比朱莉娅好，却未被录取。她后来上了乔治城大学，怎么说比布朗大学还是差了一个档次。每谈起这件事，她总是后悔不已。“我太天真了。在理想世界中，你不该谈论家庭背景;但在现实世界中，你必须动用所有的背景和关系进入理想的学校。”
名校因“后门生”影响质量
美国名校青睐有背景的“关系户”学生由来已久，而近年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名列美国高校10强的杜克大学目前每年平均录取100到125名这类学生，比10年前增加了20%。这种政策给杜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过去6年中，杜克大学从非校友的学生父母那里取得的捐赠名列全美高校之首，在2001至2002学年达310万美元。35%的杜克校友向母校提供过捐助，而52%的该校新生的父母是学校的捐资者。看到这一势头，杜克最近更是提出了集资20亿美元的宏伟计划。
杜克等美国名校纷纷为这种看背景录取学生的做法进行辩护，主要理由是学生交纳的学费不足以支持学校的全部教育开支。与此同时，名人子女入学，还可以帮助增加学校知名度。斯坦福大学招生办主任罗·曼姆赖特直截了当地说，学生家长是否向学校提供捐赠是她招生时必定考虑的一个因素。她说，每年学校的发展办公室都会交给她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申请入学的学校主要捐款人子女的名字。
“常青藤”名校大量招收权贵子弟，导致了学生素质和学术声誉的下滑。美国《时代》周刊指出，由于上述招生政策，“常青藤”拥有的主要是名气，学生素质不一定强过名不见经传的公立大学。最好的例子就是：《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强企业中，绝大部分公司的总裁都不是名校出身。
一些美国专家指出，名校受欢迎，原因有三：名气、学生素质和毕业后的校友关系网，但这些优势很“虚”。
相反，大批普通公立大学吸纳了因没有背景而无法进入名校的高材生，学生素质日益提高。而且普通大学往往规模小，学生和职员比例低，这和“常青藤”名校人满为患的讲堂分别极大，自然会在教学质量上有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