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留学生，可比不上现在经济条件优厚的小留学生们。那时，有些没有全额奖学金的留学生们不仅经常是囊中羞涩，有时候，他们的生活和学费都没有着落。为了在异国生存，这些留学生们必须要通过校外打工来赚取部分学费或生活费。

    听说美国移民局有个规定，学生非法在校外打工是不允许的。即便如此，这些留学生们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谁都知道，没钱不仅交不上学费，也买不起面包和牛排啊。为了学业和生活，咱哥几个豁出去了。

    有一些警惕性特别高的留学生，为了防止打工时让移民局突击检查时被打上黑户口，他们斗智斗勇，与各路好汉们用隐姓埋名的策略玩起了游击战或仿间谍战。要想当打工“特务” ，就得改头换面当假人。假做真来真亦假，改名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误会就会由此而来。说起来十分有趣，我刚来美国时，和一位名叫大河的哥们，在名字上就闹了个笑话。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四。在我出生前，父母按照性别排列的随机猜测，我应该是个男孩。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大概在我出生前，爸妈就给我起了一个特别男性化的名字。据说，女孩叫男孩的名字，皮实，好养。

    到了美国不久，男男女女的留学生们都开始给自己起洋名字了。其实，有个英文名字没什么不好的。老美叫着顺口，老公叫着简单，何乐不为呢。话虽这么说，来美国这么多年了，我这人一直很固执地保留着父母赐给我的中文名字，至今没有人叫我什么娜什么达什么卡的。

    大河是一南方帅哥，在刚到雅典城时，我和他相识于热热闹闹的图书馆休息区。平时，我和他基本上就是个点头之交。后来，我搬家后，与我合租一套公寓楼的小莫和他比较熟。在那里，我遇到他几次，我这才把他的名字牢牢地记住了。

    1991年夏天的某日晚上，我们公寓楼的公用电话响了。首先接到电话的小莫“咚咚咚”地来敲我的门：“那谁，那谁，快，你的电话。” 这里的“那谁”，当然就是我的中文名字了。九十年代初，还没有网络，书信和电话是大家交流的主要方式。那时，我课后的主要盼望就是电话和家书了。听说有人找我，我高兴得像过年似的，我赶紧拿起了我房里的电话分机，开口就是哈罗哈罗。很意外，我刚把哈罗说完，对方就给了我一闷棍：“你怎么变成女的了？” 。此话怎讲？我一直就是女的呀。做女人多好啊，有人疼有人爱的，还可以时不时地向男人发个小脾气什么的。在我看来，做女人好，做男人累，做重压下的中国孩子最受罪。

    话说那天，我挂下电话，真是百思不解。我想，对方一定或者是打错电话号码了，或者是名字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这种事情，在美国几乎天天都会发生。 遇到这种情况，大多只要说一句wrong number就没事了。这件事虽很奇怪，但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值得我操心，我很快就把它忘到九霄云外了。

    没过多久，好久未有声音的大河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楼。据说，他从纽约打工回来，几天前刚刚回到了雅典城。大家见面后，自然免不了一阵开心的嘻嘻哈哈。在谈到纽约打工的经历时，大河幽默地讲起了他在那里的中餐馆隐姓埋名的故事。讲着讲着，大河说，你们知道我在纽约用的是什么假名字呢？